没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授权，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权作出由县国土、水务等职能部门刻制执法专用章，交某镇政府使用的决定。
（4）对契约的整体变更不应超过必要限度。注释: [1] 吴登龙：《行政合同诉讼探析》，《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也有论者对将法国法背景下的此类特权译为优益权，参见李颖轶：《法国行政合同优益权重述》，《求是学刊》2015年4期。[28] 戚建刚、李学尧：《行政合同的特权与法律控制》，《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但是，由于行政协议具有合同的外观，所以似乎任意条款都可以具有约定的外形，但实际上存在着将法定职责写入约定条款中的可能性。[7] 有关专门探讨行政法法源的论著，可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以下。承接上文的思路，单方变更、解除行为虽然具有行政行为的外壳，但是其同样具有改变对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功能。
然而，考虑到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在观察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的情况时，我们并不能直接适用全面履行原则，毕竟该原则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同样，单方解除行政协议，则需具备下述条件：（1）确属情势变更的情况。[8]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涉及领域过宽而且分的过细，实际上造成了对地方事务的过多干预。
[39] 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见前注[14]，第82-103页。在联邦制下的美国，由联邦拨款的各种项目往往附带条件，由各州政府自愿选择是否加入这些项目，这是典型的选择构筑。[39] 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行使符合宪法原则，需要中央政府建立防备各个部委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中央财政权力失控的机制。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在宪法层面深入思考如何重构财政分权体制问题。
[10] 学者指出存在问题是高比例的转移支付是部门权力的象征，也是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寻租和腐败的制度原因。[10] 上述现象为理解中国的央地财政分权提供了新的语境。
在用控制权视角对央地关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学者看到中央部委的财政动机与财政行为可能背离中央政府的目标、中央部委之间存在部门利益的互相冲突和为争夺支出的决定权而产生的对中央决策的扭曲等。[48] 明确司法机构作为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方面解决争议的裁判者，是出于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具体矛盾和冲突的必要性。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从宪法高度授权地方政府统一筹划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支出刻不容缓。Richard H. Thaler, Cass R. Sunstein,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NO.2, 2003, pp.175-179. [16] Bridget A. Fahey, Consent Procedures and American Federalism,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8, No.6, 2015, pp.1561-1629. [17] 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描述，见（匈）亚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但要真正实现选择构筑，即保证州的选择是自愿而非强迫，必须重视程序。[26]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5期，第120页。央地职权划分明确出现在我国1982年宪法第 89条和第107 条。各个主管机构竞争专项转移支付的权力，造成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越来越多、项目资金额度越来越小。
[35] 关于赋予他人选择机会的时候所体现的强迫，见David Zimmerman,Coercive Wage Offers,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Vol.10, No.2, 1981, pp.121-145. 另见Robert L. Hale, Coercion and Distribution in a Supposedly Non-Coerciv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38, No. 3, 1923, pp. 470-494; Wesley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 Vol.23, 1913, pp.16-59. [36] 由于部门利益驱使，党、政、军机构，甚至国务院临时办事机构等都开始争相设置专项项目、经手项目的具体实施和运作。尽管欧盟的属性并非国家，从约束公共财政权力的角度看辅助原则本身仍有宪法特征。
…… 宪法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学者在控制权视角的研究中虽然希望超越从单方面的意愿或设计来认识央地双方博弈的结果，但实际上即便关注地方的利益、信息优势、应对策略，目的仍然是考察中央的意愿能否实现。
[11] 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中央政府掌握强大财政权力的制度特征。关于归属地方事务的事项的决议，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第一部分回顾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演变的历史，并从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体制出发给出了中央财政权力的规范基础。[23] 在中央政府分配这些专项资金的过程中，举凡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和验收，尽管申请项目需要地方政府主动提出，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仍然动辄被扭曲。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49-55页。这就会导致本文开头提到的乱象。
而中央政府对项目的这些影响并非专项转移支付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往往它们是为了保证完成另外的目的。[25] 渠敬东指出：在财政资金的汲取与下放中，地方政府对于专项资金的转化与变通，使得项目难以按照预期的目标得到落实，反而因原体制的优势，集投资者、占有者、委托者、经营者于一身，辗转腾挪，多番变化，使项目的原初方案大打折扣，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建设也难于保证。
2011年，全国54个县公共财政支出中有49.39％来自于上级转移支付，其中中西部45个县的这一比例达61.66%，转移支付中有规定用途的资金所占比例较高，地方政府并不能统筹安排，造成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4]。为跑部钱进，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甚至县级政府都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直至2010年才被明令取消，但暗中存在者仍然不少[3]。
依赖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具体指的是当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某一项目的财政支出时地方政府对本辖区财政支出方案的提出和决定应占据主导地位。[47] 关于中央对地方监督的无能，参见 Kevin J. O'Brien, Lianjiang 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48] 正如有些学者对此发出的评论：本质上说，这属于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监督范畴，根本解决需要对政府各维度职能都进行监督和激励，财政收入集权并不能保证这一点。
当我们认可央地职权划分这一前提，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中央一方提供选项、地方进行选择时，是否可能导致强迫和不自由的结果。其二，应明确司法机构作为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方面解决争议的裁判者。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遇到强制，则可以认定联邦政府强迫地方政府接受联邦项目。[57] 唯有合乎宪法和尊重历史经验的改革建议，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建立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积极竞争的良性机制、解决长久存在的分权难题、走出价值沦落的社会困境
以国家投入为例，外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家资助公共教育，相对于富裕家庭而言可能意义微小，但是对于贫穷家庭而言实际上提高了贫穷家庭儿童的上学率，这也在整体上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他认为这种推理有问题，这实际上是以基本权保护（保护职业自由）的名义为国家侵犯其他基本权（父母权利）提供借口。
关于学区的重新划界的。有学者认为，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求诸历史的认定 方法。
从德国的情况来看，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依据基本法第7条第1款，学校的组织划分，教育体系的结构确定、学习过程中内容和教学上的规划、教学目的的设定，以及如何判断学生能否达到这一目的，都属于国家教育权的形成范围。[61]该案的案由是，申请人认为某小学在录取学生的过程中，存在裁量错误，请求高等行政法院作出一个临时处分决定，以实现他们的孩子可以在本年度入学的请求。
[50] Wissenschaftliche Dienst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Homeschooling in westlichen Industrienationen, 25.06.2009, s.4-13. [51] BVerfGK 1, 141. [52] Guy Beaucamp, Dürfte ein Bundesland die Schulpflicht abschaffen? 4 DVBl 124 (2009), S. 220-224. [53] 齐学红、陆文静：《在家教育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个案研究》，《教育科学》2013年第7期，第51-55页。这就需要转换思路，从父母利益，即父母在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过程中包含有特殊的利益来审视。考虑到小学开学不久，在一个班级中增加一名学生，也不对学校造成过渡负担，也不违反班级最大名额例外的规定，因此准许签发临时处分命令，要求该小学接收申请人的孩子。将父母权利理解为个人权利，同时还会反映到父母承担的侵权责任中，即对未成年子女侵犯他人的行为，父母是承担个人责任还是连带责任的问题。
并且以儿童利益为目的或者以公共的善来论证父母权利，这容易导致国家过渡侵害家庭，以至于侵害到父母权利。[72]种种事实表明，任由家庭教育的这种危机继续发展，而国家仍然袖手旁观，将会固化现有的阶层差距，加大社会的不平等。
第73条父母委员会的组成和选举规定，父母委员会由各个班级的父母代表组成。[36]应该说将未列举权利引入到中国宪法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因为面对各种新兴权利，诸如环境权，健康权，隐私权，数据权，以及父母权利等。
在一审中，汉堡行政法院认为该学校的裁量严格依据法律，并没有错误，所以驳回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对于学校而言，践行宗教宽容，也是它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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